多个城市向青年人才 抛出购房新政

[ 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1%，比十年前增加15.3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 ]

青年人是城市刚需购房市场和租赁市场的主力军。为激活年轻群体多元化的住房消费，增加城市的人才吸引力，近期，多地推出了对青年人利好的楼市新政。

据第一财经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在商品房市场方面，已有超过15个城市和地区发布了人才类购房优化政策，这些城市既包括武汉、济南、石家庄、福州、徐州、苏州、佛山、东莞等省会城市和热点城市群内的二三线城市，也包括黄冈、焦作、阳新安县等非热点三四线城市。

在保障性住房市场上，也有不少城市做出创新。比如，深圳推出“青年人才共有房计划”，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与企业共有产权，三年之后，如果房价出现上涨，青年人才可以选择向企业按照原价购买剩下的一半产权；成都明确居民将自有住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后，可新增1套购房资质等。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房地产专委会主任王业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总体来看，各地当前针对青年人的住房优惠政策，有利于恢复市场信心、缓解青年人住房压力。但另一方面，目前各地普遍更关注“人才”住房，而人才政策属于激励政策，不能完全取代普惠制的青年住房扶持政策。

此外，王业强表示，在热点和非热点城市中，青年面临的实际住房需求不同，所期待的解决手段也不同，需进一步因地制宜制定符合青年发展需求的住房扶持政策，着力“租购同权”。

购房补贴的学历门槛

近期，在多个热点城市放宽落户条件的同时，更多城市打开了人才类购房优化政策的口子。7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出台人才类购房新政的城市已逾15个，政策内容涵盖购房补贴、契税优惠、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等。

其中，不同城市“人才类”购房优惠政策的实施门槛存在差异，高能级城市和热点城市对于学历界定的标准较为严格。

7月12日，佛山发布了《佛山市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管理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提到佛山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将升至100万元，高层次人才租住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最高可提取额度拟为管理中心向社会公布当年度最高可提取额度的3倍。

苏州和石家庄则对人才类购房优惠政策进行分类分级。在石家庄，根据当地于7月11日发布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稳定经济运行的若干措施及配套政策的通知》，引进人才根据学历可享受每月1000~3000元的房租补助和5万~30万的一次性购房补贴。

在苏州，根据当地近期发布的一系列人才类政策，包括3年内将提供10万套人才公寓、最高购房补贴达800万元，最高引才奖励达100万元；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人员最高可享受300万元安家补贴等。

非热点三四线城市出台的购房补贴类政策中，也出现了对于人才界定标准的分化。

比如在河南洛阳新安县，根据12日发布的《新安县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对在新购房的青年大学生（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购买首套住宅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购房补贴。

在山西忻州市，据7月1日起执行的《忻州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三十六条措施》，刚性调入忻州市财政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单位的紧缺高层次人才，一次性给予50万元安家费。

对于非热点城市出现购房补贴的学历门槛，或可与热点城市比肩的现象，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第一财经分析称，因为在非热点三四线城市，尤其是有一定产业支持的三四线城市，往往也会吸引到相关的专业人才。

“在人才类购房优化层面，热点和非热点城市的力度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非热点三四线城市需要在购房或租赁补贴有更大力度效果才会明显，并且会更倾向于吸引当地重点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张波称。

不过，在王业强看来，非热点城市吸纳高学历人才的比例仍较为有限。“在非热点的三四线城市中，青年人口更多是就地城镇化人口，换言之，更多是农业转移进城人口。如果学历门槛过高，能达到人才购房资质要求的相对较少。”

张波也提到，低房价本身并不足以形成三四线城市对较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当地的经济水平、产业发展的完备性和收入预期，均会影响到人才流动。“因此，先要用产业留住人才，再以购房相关的政策进行推动，这样方可有效打开青年人的住房消费。”

王业强则认为，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促进青年人住房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青年人进城落户后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切实推动“租购同权”政策的落实。

“普惠+激励”的青年住房扶持政策体系待形成

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满足青年人基本安居需求的另一抓手为发展保障性住房市场。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年4月发布的白皮书，2020年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1%，比十年前增加15.3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

另据中信证券近日的一份研报，2020年，我国保障性住房覆盖率7.2%，较2000年提升了1.2个百分点。其中，租赁用保障房的占比提升，而产权类保障性住房则发展相对慢一些。在大量人口流入的城市和区域，新市民和年轻人缺乏高质量的租赁用房。

近期，多个已被纳入“青年发展型”试点范围的城市相继给出了支持保障性住房发展的“新招”。

根据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入选城市要“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以优化保障青年人的基本住房需求。

今年6月，首批“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名单公布，全国试点城市（含直辖市的市辖区）有45个，包括一线城市，成都、长沙、海口等省会城市，以及东莞等热点三四线城市。

7月16日，深圳发布全国首个“青年人才共有房计划”，该计划由深圳市企业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深圳安佳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在该计划中，深圳安佳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符合标准的青年人才开放50套产业公寓，和青年人才共同持有该房产权，三年后可相互回购。

具体包括三年之后，如果房价出现上涨，青年人可以选择向企业按照原价购买剩下的一半产权；但如果三年后房价下跌，企业则将向青年人才按原价回购一半产权等。

也有城市创新推出了租赁和购房市场相结合的楼市新政，如“房东租房将获赠房票”等。该类新政在盘活更多存量房源作为租赁住房供给的同时，实际上也松绑针对特定群体的“限购”措施。

7月6日，成都发布《关于居民自愿将自有住房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操作指南》，提到当居民住房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库后，可申请在出租住房所在限购区域取得新增购买一套住房资格。该指南于7月1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此前，另一省会城市长沙也曾出台过类似政策。

根据长沙市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领导小组5月份发布的《关于推进长沙市租赁住房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盘活存量房的试点实施方案》，对于该方案施行之前，已实现网签备案交房或已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房屋，盘活供作租赁住房后，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告诉第一财经，上述两类保障性住房市场的政策创新，均在保障新市民、青年人安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购房市场的活跃度。

“但‘租赁和购房相结合’的政策要想显效，首先需要市场本身有足够需求。在长沙、成都等省会城市，住房需求的实际支撑力度相对较强，尤其是改善型住房需求具有一定体量。”张波对记者表示。

在张波看来，热点一二线城市和有着强大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将是未来人口流入的重点区域，也是新市民净增长集中的区域。对于这类城市，要同时增加市场化房源和保障性房源的供给，以更好满足不同层次的青年人住房需求。

对于“不同层次的青年人住房需求”，王业强则认为，下一步，还需关注以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为代表的“非人才”类青年群体。

“各个大城市都有很多从事基础性的、专业劳动技能类工作的青年群体，尤其是出生在城市的农二代，这类青年群体同样面临工作和住房压力，并且可能既得不到人才落户就业的优惠政策，又不满足当地的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王业强称。

在他看来，人才政策属于激励政策，不能完全取代普惠制的青年住房扶持政策。“各地应该整合并完善针对青年群体的住房扶持政策体系，加大政策的普惠性，形成‘普惠+激励’的青年住房扶持政策体系。”

为了让青年人留下来，黄卉还表示，要进一步推进大城市的“租赁赋权”，减少租房和购房者在享受公共服务权益上的差距。

已有城市“租购同权”的推进工作取得进展。在近日公布并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中就提到，应当建立健全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提供基本保障和政策支持的住房租赁体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购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文章转载自：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