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印书院 || 北岛:《今天》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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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2018年中国南方文坛盛事之一的“那时我们都有梦”北岛诗会，才刚过去两个月。著名诗人北岛先生于12月初再次莅临水印书院，与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读者朋友们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分享交流。尽管当天恰逢寒潮来袭，但是水印书院内，气氛热烈，人们对北岛先生的热情驱走了所有的寒意。
北岛先生这次访桂，重回水印长廊，不仅成为水印书院的终生荣誉会员，并且还担任了水印书院的艺术顾问。北岛先生说：“水印长廊像是一块奇怪的‘飞地’，它不像中国，也不像外国，和世界毫无关联，又美得如此虚幻。”
在水印书院的分享会上，北岛先生与大家欢聚一堂，亲切地交流，解答了读者们的众多疑惑，读者们通过这次分享会对北岛先生有了更深入、更多面、更立体的认识。
关于《今天》杂志
《今天》杂志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人主办。刊登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和多种外国文学译介文字，其中诗歌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文学杂志，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另一条河流。
今年，适逢北岛先生主办的《今天》杂志创立四十周年。如果说由水印书院、斑马谷文化联合主办的“那时我们都有梦”北岛诗会是2018年中国南方文坛盛事之一。那么《今天》杂志创立四十周年纪念日，就是2018年整个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盛事。最近，《今天》杂志获“2018年度文化出版”。
北岛先生这次在水印书院，特别强调说：“四十年，如果有历史的长度，只不过转瞬即逝；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相当于大半生的路程。如果文学有意义的话，即在历史与个人之间，在长夜与孤灯之间，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在语言与沉默之间。”
讲述起《今天》的故事时，北岛先生的语气是平静的，但对每个细节、人名和时间却格外较真。在他那里，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实不容篡改。
《今天》出现的背景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少有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今天》名字的由来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今天》的制作详情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今天》的发售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五毛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今天》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今天》解散的原因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
《今天》的复刊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新《今天》的情况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离开水印书院后不久，北岛老师通过“今天文学”公众号发表了一篇纪念《今天》创办40周年的文章。
《今天》40
文/北岛
《今天》1978年12月23日在北京创刊，至今四十年。这份文学杂志包括两个阶段，其一在北京创刊到停刊（1978-1980），其二在海外复刊到现在（1990-2018）。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文学杂志，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另一条河流。
追本溯源，这条河流已经跨越了几十年的时间：从六十年代的“太阳纵队”直到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终于在北京浮出地表，继而从八十年代，开拓了以先锋文学为动力的“文化复兴”潮流，改变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景观。
这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重大转折。
八十年代末，世界的格局翻天覆地，开启了冷战结束的新历史进程。正是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中，《今天》1990年春在挪威复刊，在绝望中突围，并且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全景视野。
《今天》海外孤悬，资金短缺，再次陷入危机。然而在二十世纪末，当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洪流般撞击着二十一世纪大门之时，《今天》获得了新的含义，如果全球化是“大陆”，《今天》就是“岛屿”，它成为人类精神家园存在的证明。
毫无疑问，先锋文学是体制的天生的敌人。如诗人韩东所言：“就我个人浅见，文学的独立是本体要求，无条件可言，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它的表达是颠覆性的。”我们这拨人怎么走到一起来的？从语言暴政的长夜到“美丽新世界”，靠的是什么？是我们不怕碰壁，不惧高墙，石头越坚硬，我们就更坚硬，就像必有反作用力一样。韩东说得好，我们靠的是“强硬的文学精神”突破重围。
翻开书稿，唤醒那些回忆的文字，照亮尘封的细节，让人感慨万千。时光流水，就像风浪中的漏船，奇迹般破浪向前。如果读者悄悄地跟随作者，打开每篇文章的小门，从不同的方向进入暗道，忽明忽暗，扑朔迷离，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拼凑成关于今天的完整的故事。
四十年，如果有历史的长度，只不过转瞬即逝；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而言，相当于大半生的路程。如果文学有意义的话，即在历史与个人之间，在长夜与孤灯之间，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在语言与沉默之间。
这里有一条河流，勾勒了荒凉的大地新的轮廓；这里有另一种传统，并置交叉，最终汇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新的传统。
（原文为《今天四十年》纪念文集序，本篇有删节）
后记：
很多人把北岛先生比作灯塔。在文学意象中，灯塔常常象征着心灵之光。有时候，我们无需到灯塔去，只要立在彼岸，静静眺望那塔上的灯光，心中便会升起温暖的希望。或许你幸运地参加了这场分享会，抑或遗憾地错过了这个机会，没关系，只要你心中的灯塔还亮着。
正如北岛先生所写：只要有一盏灯，黑暗就不再是黑暗。
全球最美河流岸边的别墅与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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